我国近些年的陆勇案、聊城医生假药案等，引发了社会舆论和刑法学界的极大关注。

人不仅会理性地算计利益，而且是寻求意义的动物，深受文化乃至非理性的成规所约束。法律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就改变了人们选择和行为的可能性。

内生性 法治建设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方略的转变，是一场由国家发起和推动的巨大变革。因此，法治的社会基础问题，根本上源于法律与社会之间是何种关系。此外，农民在改革过程中还有一系列创造性行动，对政策、制度的形成都具有重要影响。例如风水，我们一般将其视为普遍的汉文化现象。当前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市场经济和普遍的流动，使人们同时生活在陌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来回切换角色。

但是，当前的法治建设仍然面临着社会基础不够坚实的挑战： 一是法律的内生性与适应性问题。他广泛地论述了能够产生出微观秩序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因此，张明楷教授从部分犯罪共同说到行为共同说的观点转变，可以视为是逐渐接受阶层犯罪论的过程。

正是从违法性的意义上，共犯获得了实质性的处罚根据。关于未遂犯和共犯，是以基本的构成要件为前提，按行为的发展阶段或者复数行为人的参与形态，在总则中设立应该修正的一般规定，由这些规定，对基本的构成要件进行了修正，成为各犯罪的未遂犯和共犯的构成要件。我国1979年《刑法》第26条第1款对共同犯罪作了定义式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然而，责任共犯论将共犯的处罚根据归之于责任，而没有从构成要件角度揭示共犯与正犯的关联性，因而不能正确地揭示共犯的处罚根据。

在此，苏俄学者论述的是共犯与正犯之间的关系，采用的是因果关系等适用于单独犯罪的论证方法，并没有涉及共犯对于正犯的从属性等具有共犯特殊性的分析方法。在因果共犯论中，存在纯粹惹起说、修正惹起说和折中惹起说这三种学说的争论。

但在没有专门设立罪名的国家刑法中，对这种受托杀人行为，完全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这与那种仅仅为他人自杀提供条件，最终由他人自身完成自杀行为是有所不同的。秦继明因患重病常年卧床，一直由刘祖枝扶养和照料。基于这个逻辑，首先就应当区分总则性的任意共犯和分则性的必要共犯。但由于不是在阶层犯罪论的语境下讨论共犯性质问题，因而难以完全接纳德日刑法教义学中的共犯论。

因此，我国现行共同犯罪规定显然不是以德日为代表的二元参与体系，而是可以从一元参与体系角度加以论证。然而，如果局限于对合犯罪论，则会发生与阶层共犯论的抵牾。通过以上学术争论，对于正犯与共犯的关系更为明晰。他一方面认为共犯是构成要件的核心，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它是构成要件的外围。

但教唆犯是以被教唆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为前提的，如果被教唆人缺乏刑事责任年龄，则教唆者不能以教唆犯论处，而应当以间接正犯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我国共犯理论采用的是犯罪共同说，只有正犯构成犯罪，共犯才能成立，至于我国1979年《刑法》第26条第2款规定的对被教唆人没有犯所教唆的罪的，对于教唆犯仍然应当处罚，即处罚没有正犯的共犯，只是一种特别规定。

以上因果共犯论中三种观点的分歧源于违法的相对性和违法的连带性之争。在此，存在从客观违法论到主观违法论的转变。

在刘祖枝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刘祖枝(女)与被害人秦继明系夫妻关系。后刘祖枝将存放在暂住地的敌敌畏倒入杯中提供给秦继明，由秦继明自行服下，造成秦继明服毒死亡。共犯处罚根据论是在三阶层的框架内展开的，因而它必然以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为基础。高海明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与没有勒索财物目的的郭永杭共同对被害人进行扣押、监禁。争论的焦点在于:共犯是否具有独立于正犯的违法性?纯粹惹起说认为共犯具有独立于正犯的违法性，从违法的独立性得出共犯的独立性的结论。但如果否定高海明和郭永杭成立非法拘禁罪的共犯，则不能对郭永杭的行为作出完整的法律评价。

共同正犯、教唆犯或帮助犯，参与他人故意之违法行为，即可处罚，与罪责无关。在我国刑法中，对于共犯与正犯的关系而言，极端的从属性和极端的独立性并存。

达到一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指使、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如本案刘某的女儿)或精神病人实施某种犯罪行为，是不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的。因为，自杀者的生命对于外部的人即共犯是受保护的，刑法不允许共犯参与到这一侵害中。

共犯从属性是指对于正犯的从属性，在阶层犯罪论中，正犯的成立条件可以分为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这三个阶层，由此就可以将共犯对于正犯的从属性区分为三种程度:只要正犯具有构成要件，共犯就可以成立的，是最小限度的从属程度;只要正犯具有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共犯就可以成立的，是限制从属程度;只有正犯具有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共犯才能成立的，是极端从属程度;不仅只有正犯具有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共犯才能成立，而且正犯因身份而发生的加重或者减轻事由的效力也及于共犯，是夸张从属程度。共犯处罚根据利益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方面展开，其中立法论提供了共犯处罚的规范根据，解释论则为共犯处罚提供教义学根据。

由此，责任共犯论就在德国丧失了规范依据而难以成立。对于这种受托杀人行为，在某些国家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为单独的罪名，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02条规定:接受人的自杀嘱托或者得到人的承诺而杀人的人，处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的惩役或者禁锢。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会议对这个案件的分析意见中，引入了间接正犯这一概念，从而使刘某利用其不满14周岁的女儿投毒杀人一案得以正确定性。因此，共同犯罪可以一般地确定为:几个人共同参加实施同一个犯罪，其中每个人都应当和犯罪的结果有因果联系和罪过联系。

同时，苏俄学者又把这四个要件进一步归纳为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客观要件，并确定了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客观要件之间的对合关系，把主客观相统一确定为犯罪认定原则。而且，即便是属于共同惹起类型的共同正犯，自身的因果作用和介入了其他共同者行为的因果作用互相结合，就要求共同正犯行为与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构成要件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把未遂犯和共犯的规定视为构成要件本身的修正。如同责任共犯论将共犯的处罚根据归之于正犯的责任，违法共犯论则将共犯的处罚根据归之于正犯的违法性。

因此，惹起说认为共犯行为本身就是构成要件行为，可以独立于正犯行为而成为共犯的处罚根据。扩张正犯论和限制正犯论都认为共犯符合构成要件，但扩张正犯论认为共犯符合的是正犯的构成要件，而限制正犯论认为共犯并不符合正犯的构成要件，它所符合的是修正的构成要件。

而在我国对合共犯论中，并不在逻辑上严格区分正犯与共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自杀的教唆犯和帮助犯一般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正犯而不是共犯予以处罚。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间接正犯，但间接正犯概念同样可以适用于我国，我国司法机关接受了间接正犯的概念，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只不过在共犯中，因果关系和罪过具有不同于单独犯罪的特点而已。当然，共犯具有规 范和事实两个层面上的复杂性，由此而成为犯罪论中的所谓绝望之章。

日本学者大塚仁指出:同意杀人，即接受被杀者的嘱托或者得其承诺而杀害被害者的行为是以被杀者自身放弃对生命的法益为前提而实施的，从被杀者的立场来看，应该认为是准自杀，因此，其违法性的程度比通常的杀人罪轻。例如，在对合犯罪论中，就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之争而言，就会自然得出犯罪共同说的结论。

但如果不承认高海明与郭永杭在非法拘禁罪上存在共同正犯的关系，则不利于解决高海明、郭永杭的定罪量刑问题。因被指使、利用者不负刑事责任，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应视为指使、利用者自己实施，故指使、利用者应对被指使、利用人所实施的犯罪承担全部责任，也就是说，对指使、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精神病人犯罪的人，应按照被指使、利用者实行的行为定罪处罚。

因其女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对被告人刘某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某授意本无犯意的未成年人投毒杀人，是典型的教唆杀人行为，根据《刑法》第29条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从重处罚的规定，对被告人刘某应按教唆犯的有关规定来处理;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某授意未成年人以投毒的方法杀人，属于故意向他人传授犯罪方法，同时，由于被授意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对被告人刘某应单独以传播犯罪方法罪论处。相对于此，被修正的构成要件，特别是指未遂犯和共犯的构成要件。